1969年3月17日从上海彭浦火车站出发的专列，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哭声，载着我们五百多名知青奔赴贵州独山插队落户。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我们绝大部分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乡上海，一下子跑到贵州去，那种差别之大，根本无法想象。由此差别而产生误解，甚至仇恨，应该说毫不奇怪。在WG时期，奇怪的事更是层出不穷。我们插队的开头就出了毛病，知青和当地的群众一见面就关系恶化，下面就是开头一幕：
憎恶的开端
1969年3月17日是一个我们永难忘怀的日子，那一天我们500多个上海知青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，走入人生一段前途渺茫，极为艰难，倍感困惑的岁月。从上海到贵州独山，行程2196公里，当时火车得开行足足46个小时。那是老式的绿皮车，由冒着浓烟的蒸汽机车牵引，咔嗒咔嗒轰鸣着前行。途经浙江，江西，湖南，广西四个省。因当时湘黔铁路尚未动工兴建，故必经广西绕道。富庶的浙江大地，平坦，绿油油的庄稼，村庄里白墙黑瓦的砖房和草屋大概对半分，有人说让我住砖房还凑合，草屋死也不进。大家笑他说，到了贵州就让他住窝棚，看他怎么办！江西大部分地方我们是晚上经过的，几乎看不到什么灯光，一定十分荒凉。到了湖南，满眼是红土地，和浙江的景色迥异，看得出来这里要贫困得多。可是从湖南进入广西后，车速明显放慢了，周围全是高山，火车就在山里转来转去，钻过无数漫长漆黑的隧道，过隧道时一股股的浓烟涌入车窗，熏得我们又是咳嗽又是流泪，赶忙关窗。一路上又有无数的深谷，架起了险峻的铁路桥，列车缓缓地沉重地跨过无数桥梁，发出吱嘎吱嘎的怪声，好像随时就会掉下去似的，让我们的心始终悬着。随着车子发出的咔嗒声，我们的心越抽越紧，完了！也许我们再也会不去了！这个念头一产生，恐慌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知青。不少人心里面有一种冲动：跳下火车，赶快回家！当然没人这么做，甚至都没人说出来。作为情感宣泄的渠道，在寂静中，眼泪开始流淌，不少女生发出轻轻的啜泣。真奇怪，在离开时，在一路上，特别是晚上，已流了这么多眼泪，当有一，二人发出抽泣，加入的人还有这么多，难道眼泪流不完吗？大家互相安慰，可是越安慰越糟糕。一个聪明的男生突然用怪声大哭起来，大家惊愕不已，都盯着他看，终于有人忍不住笑起来，这一下大家都乐了。眼泪带走了痛苦，有人又开始打闹起来，那时我们毕竟年轻，不可能过于担心未知的未来而长久忧心忡忡。
我们当然没有卧铺，有硬座就不错了。可是要坐这么长的时间，差不多两天两夜，不能躺平了睡觉，这无疑是一种折磨。尽管年轻，还是腰酸背疼得要命，脚总觉得无处搁，一天下来就肿得穿不进鞋，只好搭拉着鞋。更讨厌的是我们个个灰头土脸，脏得要命，因为蒸汽机车喷出的细细煤灰深深嵌在头发里，用手一抓，手指甲就像涂了漆，黑亮亮的，真恶心！头脑因睡眠不足而昏昏沉沉，糊里糊涂，大家开始盼着，快点结束这种折磨吧，快点下车吧，不管独山怎么样，到了再说。盼来盼去，专列缓缓开进了独山车站，广播通知大家下车。真的吗？这地方就是独山？
下得车来，放眼一望，荒凉无比，群山包围之中，铁路边孤零零的一个小房子，算是车站。周围除了山还是山，县城在哪儿呢？忽觉耳边喧闹，原来是有锣鼓队在热烈欢迎我们呢。通知大家先集中，听据说是一个副省长作的题为“欢迎上海小客人”的报告。讲什么，当时场面混乱，一个字也没听见。大家回想起在上海时听贵州来人介绍，他把我们要去的地方说得天花乱坠，美如天堂的景色啊，漂亮的少数民族姑娘啊，等等等等，让我们这群无知的羔羊心中充满浪漫的幻想。当然，很多人也不全信，但谁也没料到现实竟是如此离谱。心中不禁燃起怒火一团，只有一个念头：得找那个骗子好好教训他一顿。如此强烈的反差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严酷的考验。据说有两个知青在上车前家长告诉他们在包里压了一笔钱，如果他们受不了的话就立刻回家。结果他们果然受不了了，第二天就逃回上海去了。可我们这些意志坚强者，不肯当逃兵，倒想要看看下面还会怎么样。
报告结束后，我们就被接到县招待所休息，那是县里最高级的旅馆，全是平房，一间房4－6个硬板床，一个桌子一把椅子，桌上有两个暖壶和几个杯子。大家都累坏了，和衣倒下就睡，但朦胧间仍觉得还在火车上摇晃，咔嗒咔嗒，这种感觉好几天后才慢慢消失。
到独山县的知青有五百多人，招待所食堂不够大，吃晚饭只能分批前往。轮到我已是第三批了。每桌八人，六菜一汤，现已记不清有什么菜了，不过反正所有的菜都不合我们口味，加上大家心情很坏，没什么胃口。盛饭的是大土碗，装上一碗饭，胡乱扒上几口，就再也咽不下去了，有人为了发泄就将菜一盘一盘扣在饭上，然后便扬长而去。走出食堂时隐约听到有人在哭，当时也没在意。后来才知道，当时贵州穷得叫人无法想象，有白米饭吃就算非常幸福。天晓得县里为这六菜一汤喂我们这些上海的少爷小姐费了多大劲！可我们竟如此作为，难怪服务员们要痛哭了，要不是领导压着，他们定要骂得我们狗血淋头，再狠揍一顿，方解心头之气。
其实，他们并不明白，上海和贵州差别太大，我们又太年轻不懂事。许多知青回到招待所还饿着肚子。于是拿出罐头来，吃几片肉，几块饼干，算是晚饭。正巧有几只狗跑来，我们在上海没见过狗，自然觉得很好玩，就拿肉和饼干逗狗玩。这样做，后来想起来后悔死了，这么好的食物自己都不够吃的，还喂狗。可当时，我们的行为一下子引起了公愤，我们不仅浪费了贵州人宝贵无比的饭菜，辜负了他们一片情谊，还要奢侈地用肉和饼干喂狗！我们身上的罪名就更大了。有人已把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了。
到第二天早上离开县城时，有服务员在整理房间时赫然发现竟有人在床上画了“地图”，这样的恶作剧不知是真是假，也许是假的，也许有人出于愤怒而编出这样的谎言，可是当地的群众都相信。这一下所有的坏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县城，顿时议论纷纷，群情激愤。上海来的不再是“小客人”，而成了“小魔鬼”。于是上面便忙不迭地派大卡车送我们这些“瘟神”下乡去，免得再无法无天闹下去，弄得无法收场。
后来，知青犯下的“滔天罪行”，如顺手牵羊，偷鸡摸狗，东游西逛，不务正业，等等，等等，自是“有口皆碑”，“家喻户晓”。其实，绝大部分知青绝非如此，他们努力劳动，表现很好，从不惹是生非，得到当地人的喜爱和称赞。但俗话说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。许多人对上海知青留下的坏印象已是根深蒂固，真叫人有口难辩。
然而，憎恶的开端无疑是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形成的。老乡们对知青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既好奇，又同情，还讨厌。说实话，有人巴不得让我们早早“出送”，他们也好过平静的日子。因此闹出奇事：有些知青因为“作恶多端”，却被寨子的乡亲们联名推荐，将其夸得天花乱坠，表现堪比雷锋，竟然被保送名牌大学，当了工农兵学员，或进了保密工厂，从事军工生产，实乃天大的笑话，最精妙的黑色幽默的实例。当然，对于他们的“高升”，积极诚实的知青是笑不出来的，这只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而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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