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上海腔调遭遇贵州风格时---观念的冲突
我们一行四个上海人，登上列车，出发去贵州旅游。在硬卧车厢，遇到两个到贵州搞社会调查的上海某高校研究生。在交谈中得知，他们要去黔东南的黎平，那是侗族人的家乡。但是，他们的车票是买到贵阳的。作为曾经在贵州生活了十几年的人，我建议他们不妨提前在凯里下车。一则是列车晚点，他们到贵阳将是晚上九点了，而到达凯里只有六点；二则是凯里离开黎平也比较近一点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他们认为我说得有理，但是担心在凯里是否容易找到宾馆。我们正好在凯里下车，有我的学生来接站，并送我们到宾馆。于是我打电话找到学生，帮他们联系，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。
我和这些学生，已经有35年没见面了！重逢是一件大事，当晚他们要为我们接风，地点定在著名的“亮欢寨”，吃的是闻名全国的“凯里酸汤鱼”。也巧了，正当我们走出宾馆大门时，这两个研究生也要出门，大家就热情打招呼。不料，我的学生看见我们认识，便不由分说，硬要拉他们两人一起吃晚饭。这个举动，让我的两位同行的同事和这两位研究生大感意外！当然，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劲地推辞，可是办不到。于是就不得不随我们驱车到了亮欢寨，品尝了凯里酸汤鱼，苗家糯米饭等美味佳肴，还经历仅仅在电视上看见的苗家姑娘大声唱歌，热情敬酒的款待。弄得他们受宠若惊，但也很困惑。我相信，这无疑是他们搞社会调查的一个好项目吧。
这使我想起几年前，我们一家在贵州遇到的另一件事情。我女儿到乡间一户农家上厕所，这家只有一个老婆婆在家。她上完洗手间出来后，正要谢谢老人家并道别时，不料老婆婆竟然热情招呼我女儿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喝茶，还带她参观她的家，邀请她来住宿、吃饭。这让我女儿倍感惊讶！原来贵州人竟是那样的啊！其实，何止如此。我去年到三都水族自治县过水族的“卯节”时，让我这个“老贵州”都大感意外。我随学生到寨子里一家吃饭时，发现这家居然在家里摆了十几张餐桌。凡是来的人都是客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来了就坐下吃饭喝酒，吃饱喝足后就走路。据了解，这个节过下来，他们酒席摆了100多桌，花费2万多元！他们图什么？听说图的是光彩。哪家来的人越多，主人就越感到有面子！仅此而已。
我的学生还告诉我说，他们早餐一般是到外面吃一碗米粉。等到吃完付款时，却发现有熟人已经提前为自己买单了。这里的人，凡是见到朋友，他们总是马上邀请来一起吃粉，一并付款的。这样的习惯，上海人是没有的。
我还听说过一件事。说的是一个上海人请一个贵州朋友来吃饭，但是在提前电话联系中，得知这个贵州朋友要带上几个他的朋友共同赴宴时，觉得对方的做法实在太离谱，太自说自话了，于是就临时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有事，改日再请。弄得这个贵州人十分尴尬，狼狈不堪，认为对方太不够朋友了，于是断交了事。
有人这么说上海人：上海人的原则是自己不占别人的便宜，也不轻易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。大家客客气气，但是分得清清爽爽，“亲兄弟也要明算账”，凡花钱就来AA制，这样大家心里没有负担。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，以这样的腔调行事，已经成为习惯，不会造成任何误解和不快，所以相当合理，无可厚非。
我虽说在贵州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，但还是不能说很了解贵州人的风格。根据以上的事例，可以看出，在越是偏远的地区，民风越是淳朴。他们的待客之道，也许奉行的是来者皆是客的原则。但如果把他们的习惯搬到大城市，恐怕是行不通的。而反过来，把上海的腔调搬到贵州去，什么都是AA制，也同样行不通。于是，当上海人来到贵州，就很可能出问题，遭遇困惑，双方之间的误解可能导致矛盾的产生。
那么，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大家都知道“入乡随俗”的道理吧。上海人到贵州，也许要考虑到贵州人的行事风格。应该给对方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好客，不可轻易拒绝对方的好意，坚持用上海的观念办事，则必然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。那么贵州人到上海呢，当然也得考虑上海人的生活习惯。
总之，如果大家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，充分考虑对方长久以来形成的处事风格，那就什么矛盾也不会发生了。否则，尽管双方都有良好的意愿，因为根深蒂固的不同行为风格，依然可能闹出误解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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